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 张伯礼

加快启动针灸大科学研究计划引领学科发展

张伯礼提出，针灸目前面临国外产业化和“去中国化”的严峻挑战，从针灸学科的国际发展和话语权来说，都需要积极实施“以我为主”的大科学计划，以引领国际针灸学科的学术发展。对于未来针对针灸大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张伯礼建议：一是开展针灸临床研究，建立符合针灸临床特点的研究范式和评价方法；二是聚焦针灸基本科学问题，系统开展穴位对机体调控规律研究。

实施道地药材地方政府专卖制度

张伯礼表示，目前，我国部分省市已经出台了中药材保护与发展规划等相应文件，但尚未形成全国性制度，且尚不能满足全面提升中药材质量和品牌价值的需求。对此，他建议，一是实施道地药材地方政府专卖制度，由各地省政府负责本区域道地药材专卖（专卖不垄断，引导市场良性发展）；二是推广中药材“三无一全”标准（无硫磺加工、无黄曲霉素、无公害、全过程可追溯）；三是提倡中药材优质优价，优质优先。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 徐安龙

以创新模式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

当前，中医药海外发展前景广阔，为解决世界医学难题和疫情防控提供了中国特色良方。但在实践中，中医药在海外的发展存在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欠缺，良性运作机制和多元经费投入机制尚未形成，中医药未进入所在国主流医学体系，中医药服务机构规模较小等问题。为此，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建议，要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助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在整体规划方面，徐安龙建议要以创新模式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在健康服务方面，建议要创新中医健康服务模式，构建中医智慧云平台。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医院院长 刘清泉

强化优质中医资源辐射提升基层服务能力

刘清泉提出，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保基层、强基层”和“预防为主”的关键一步。要通过强化优质中医资源辐射，总结推广成熟中医培训模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他建议，一是高效利用优质中医医疗资源辐射，强化对基层中医医生系统培训；二是探索、总结、推广成熟中医培训模式。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中医药大学省重点实验室主任 司富春

探索社区中医药服务新模式

司富春认为，中医药在数千年医疗实践中形成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和适宜的特色诊疗技术与方法，对社区居民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等的预防、治疗、康复和保健具有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并提出加快推进社区中医药发展的建议：要进一步加强社区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强化省市中医医院对社区的对口帮扶。要加快建立社区中医“治未病”健康服务体系。加强社区中医药服务的科技创新和临床研究也是社区中医药发展的关键环节。同时，要加强社区中医药健康管理，积极探索社区中医药服务新模式。推动社区中医药服务数字化智慧化也是重要一环。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开封市中医院 庞国明

加强基层中医药综合能力建设

庞国明建议，要加强基层中医药综合能力建设，促进中医药优质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在顶层设计方面，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经费投入力度，建立完善中医药管理体制。在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方面，要扩大乡村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供给，进一步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基层中医馆建设力度，规范化中药房建设，为村卫生室配备必要的中医药器械。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 徐兰宾

以中医药为载体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徐兰宾认为，中医药为载体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国际化语言讲述中医药故事，对促进各国文明互鉴和人民民心相通，促进中医药文化在海外传播与推广，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他建议：加强中医药海外跨文化传播研究，加大中医药海外传播人才培养，加强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建设拓展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渠道。

加强中医药标准化工作

徐兰宾建议，集成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多领域先进成果，依托国家高水平平台开展深入研究，不断阐明中医药理论内涵，创新中医药技术方法，为医疗服务和产业发展等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建议科技部等部门科学谋划中医药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推动在中医基础理论、中药作用机理、中医药防治重大疑难疾病和新发突发传染病方面取得理论突破。

建议应始终把继承创新中医药、深入挖掘中医药宝库作为振兴发展中医药的根本任务。加大支持中医药发掘、传承和保护，进一步挖掘整理中医药应用历史，发掘道教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中医药部分的演化发展历史。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 徐凤芹

打造中医老年医学研究高地

徐凤芹建议，加大对中医老年疾病研究的投入力度，目前研究主要聚焦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等重大慢病疑难病，对衰老机制与延缓衰老的基础性研究及老年慢病共病关注不够，涉及中医的内容较少。同时，她建议加强中医对重大老年医学问题的研究，建议设立国家中医老年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或国家老年医学中心，提高中医老年医学临床研究水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打造中医老年医学研究高地。

多方合力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影响力

徐凤芹认为，当前中医药文化传播，语言是主要障碍，多语种的传播现状使得建设普适的中医药文化内涵及其解释体系难度较大。此外，同为中华文化传播重要载体的海外中文教育与中医药服务，在海外结合度较低，没有形成应有的合力。同时，中医药走出去也缺少可依托的海外工作实体和相应的专业人才，无法保障海外市场拓展的稳定性。对此她建议，一是构建“中医医疗队—中医药中心—中医院”三步走的中医药走出去模式；二是强强结合，形成优势合力，培育“中文+中医”的推广模式；三是持续开展中医药走出去专业化人才储备。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 张其成

加快搜集散落民间中医药文物文献

近年来，国家级中医药博物馆的推进工作在持续进行中，张其成认为，大部分散落在民间或在非文物单位临时存放，不少文物毁坏严重，此外还有大量中医药文物流失海外，因此加强中医药文物文献的修葺、征集、保存和利用，已刻不容缓。他建议，可设立国家中医药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用于搜集散落民间的中医药文物、文献，对面临损毁的文物文献进行抢救式修复。此外，可将北京“太医院”建设成燕京中医药博物馆，作为国家中医药博物馆的主馆之一，侧重于展示宫廷医学、燕京医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党委书记 王笑频

加强中西医结合临床优势病种研究

王笑频指出，中西医结合临床优势病种的确立及其有效诊疗方案的制定对于提高临床疗效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还存在如，中西医结合的临床优势病种与诊疗方案尚未得到中西医同行及国际医学认可，高质量循证依据有待加强；针对患者的个体情况，如何优选中医药治疗、西医治疗，还是中西医结合治疗能使患者获益等问题。因此，中西医结合的临床优势病种亟需在国家层面得到明确，并且能经受国内外专家评审、同行评审。

对此，王笑频建议，一是发挥学会与高水平医院优势，开展中西医结合临床优势病种研究；二是设立专项，开展中西医结合临床优势病种的国际标准与规范研究；三是创新中药研发向中西医结合临床优势病种倾斜；四是强化中西医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

发挥中医特色提升疼痛综合防控水平

王笑频指出，当前，我国疼痛全方位综合管理的政策支持，基层疼痛诊疗服务能力，专科治疗、康复等服务提供仍不充足，现有医学本科教育中未提供系统的疼痛专科课程教育，临床未开展疼痛执业规范化培训，因此疼痛专业医护及相关人才培养也相对短缺。对此，王笑频建议，一是将疼痛防治作为国家卫生防控优先发展领域；二是在分级诊疗制度进程中，纳入疼痛防控内容；三是完善各级医疗机构疼痛管理体系建设；四是发挥中医特色，提升疼痛综合防控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 唐旭东

加强综合医院中西医协同服务能力建设

唐旭东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应加强对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的支持力度，对于综合医院的中药房设置、中医临床科室建设及其人员配备等方面给予支持；国家医保局出台有利于推动综合医院发挥中医药服务特色优势的医保政策。

同时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进一步完善综合医院中西医协同的考核制度，将中医药业务建设、中西医结合工作纳入综合医院等级评审和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建立综合医院临床科室中西医协作攻关机制；建立“中西医并重”的综合医院中医药人才培养机制；建立行业学会协会参与推动综合医院中西医协同工作的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党委书记 李浩

推动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走出“院门”

李浩介绍，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有如下特点：一是源于临床经验，疗效优势凸显；二是能够保持并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与优势；三是能够有效继承名老中医药专家的临床经验，惠及更多患者，推动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四是经过临床广泛应用，可提供循证医学证据，是成果转化“新药研发的摇篮”；五是“简、便、廉”。

为了让医疗机构制剂服务更多的患者，不少省市已在探索和尝试打通区域内医疗机构制剂流通渠道，解决院内制剂的使用困境，但在实际操作执行过程中，难点较多，各个职能部门之间协同不到位，实难真正推动医疗机构制剂的流通。

对此李浩建议，由药监部门牵头完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调剂使用政策，出台相应的细化实施方案，支持、鼓励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走出“院门”，加快实现在省市区域，系统内附属医疗机构、医联体及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内的互通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