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迈上现代化新征程的中国”为主题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3月20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内外的政府官员、知名学者和企业家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齐聚一堂。经济复苏、碳中和、科技创新、数字货币、金融开放与风险防控……经济大咖讨论中的高频词显示了海内外的关注点所在，串联起一幅全球经济话题的“热力图”。这些思维火花的碰撞，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思考世界经济到底怎么了、会怎样以及该怎么办。

　　经济复苏

　　在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后，进入2021年，全球对经济复苏充满期待。国际机构和主要经济体都调高了对今年经济增速的预测，但全球经济的复苏仍然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导致的各种潜在风险不容小觑，当前经济复苏还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未来中长期全球经济前景如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杰弗里·冈本表示，IMF1月份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5.5%左右，但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经济刺激的情况下，可能速度会更快一些。杰弗里·冈本同时指出，经济复苏还面临不均衡、疫苗接种不确定性、债务风险加大等诸多挑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都对美中两国的经济复苏比较乐观。中国今年GDP增速预期目标是6%以上，高盛的预测是8%，这表明中国可以消除疫情的影响，有不错的经济增长前景。美国的增长可能没有这么强，但其财政刺激政策力度很大。

　　至于美国刺激政策是否会引发通胀，斯蒂格利茨表示不太担忧，因为首先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潜在产能是充分的，其次美国也具备调整的政策工具，包括加息和其他货币政策。再加上与5年前、10年前相比，当前可以收集到各种各样的实时数据，从而及时作出调整，采取行动。

　　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奥古斯汀·卡斯滕斯也持相似观点：今年毋庸置疑将迎来更加强劲的复苏。至于通胀，他认为应该考虑到过去10年通胀处于一个较低区间，同时相关的劳动力市场、刺激政策延续性、央行工具性等因素都要综合考虑进去。“对通胀的控制不能以牺牲增长为代价，我觉得这个风险是值得冒的，我也相信各国央行是可以控制住的。”奥古斯汀·卡斯滕斯说。

　　哈佛大学荣誉校长、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对全球经济复苏前景显得没有这么乐观，“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形和40年前是完全不同的，不管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还是大量的储蓄方面，都有一些过热的风险”。他认为，拜登政府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会引发世纪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将影响美元的价值和全球金融稳定。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表示，现在全球的需求相对于供给来说是疲软的，所以整个世界都对刺激需求感兴趣。于是各国出台各种经济刺激方案，带来的后果就是债台高筑。这次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不一样。“从短期看，从现在开始的3年至4年，我们可能会经历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次非常大的通胀。”沃尔夫说。

　　不均衡的“K形复苏”成为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关心的一个话题。斯蒂格利茨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充分利用特别提款权（SDR）推动经济复苏，一些国际收支盈余的国家可以将他们的SDR份额分配给有需要的国家，从而帮助全球更好实现均衡复苏。同时，各国在推进自身经济复苏时，也应更多思考均衡的问题。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表示，从全球来看，不平等在未来将更多地依靠各个国家来解决。就美国国内而言，机会的不平衡和收入的不平等已是痼疾，并带来了民粹主义的思潮，如果不加以遏制，可能会成为结构性问题。

　　纽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建议，不仅要看到收入的不平等，更要重视机会的不平等问题，不仅要对税收进行再分配，而且要加大对职业培训和教育的投入力度。

　　碳中和

　　气候变化是目前全球最重要最紧迫的议题之一。世界和中国向碳达峰、碳中和迈进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如何构建绿色投融资体系？

　　“气候经济学之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表示，“中国有能力在电力系统、城市建设、交通等领域找到解决方案，期待中国在‘十四五’期间能够取得进展，并尽快实现绿色转型，成为全球典范”。

　　麦肯锡公司董事长、全球总裁施南德表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尤其是在可再生资源和绿色创新领域。而后疫情时代将会为中国创造独特的机遇，加速迈向碳中和，脱碳行动将可能颠覆所有行业和领域现有的商业模式，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

　　“碳达峰和碳中和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阶段，它们的辩证关系是‘此快彼快、此低彼易、此缓彼难’，因此‘十四五’是一个关键期和窗口期。”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政指出。

　　低碳发展离不开绿色技术革命，施耐德电气公司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赵国华认为，数字化和清洁电气化结合是实现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路径。电力与数字化的结合将极大减少能源消耗，降低碳排放，从而推动全社会向可持续发展转型。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也蕴藏着大量机会。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表示，绿色转型过程将有力引导大量社会资本转向碳中和领域，绿色股权投资正当其时。

　　科技创新

　　近年来，全球科技创新已进入空前活跃期，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塑了全球科创版图和产业链，各国从科技创新中获得了巨大红利。同时，各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和保证安全的需求也更加迫切。全球科技创新发生了哪些变化，下一个颠覆性技术将出现在哪里？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表示，近年来全世界的创新领域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二是中国创新的崛起。“中国科技文章的发表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中国的科学家、科技界对全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授予中国的专利数也超过了美国和其他国家。”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弗鲍尔表示，通过贸易和直接投资传播技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繁荣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但现如今，一些主要经济体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提高了国家安全的壁垒，从而对技术在全球的持续传播产生了威胁。

　　“如果进入‘技术冷战’，全球就会失去和平和繁荣，所以我们必须寻求一些新规则，能够彼此适应对方的要求。”《纽约时报》外交评论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说。

　　下一个颠覆性创新将会是什么？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分享了其作为一名物理学家的长期思考。过去250多年里，人类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其共同特点是对化石能源的开采和利用。如果没有化石能源，今天所有的高科技都不存在。为了保持目前的工业发展水平，保持现在的高科技，薛其坤认为，下一个颠覆性技术将是基于光电效应的太阳能高效利用与可持续循环，要在基本不使用化石能源的情况下，用包括太阳能电池在内的清洁能源，保证三次工业革命发展出的主要核心技术能被持续运用。

　　特斯拉公司CEO埃隆·马斯克认为，人工智能、自动驾驶、3D隧道等都是未来颠覆性的技术，人工智能甚至已经被应用于研发疫苗。此外，还可以让生命走出地球，去探索其他星球，来确保人类可以保持意识的传递和延续。

　　数字货币

　　近年来，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数字货币受到很大关注，到底该如何看待数字货币？对全球货币体系和支付体系会带来哪些影响？

　　对于比特币，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宏观研究公司主席、首席执行官鲁里埃尔·鲁比尼认为，虽然加密货币、比特币的价格在上升，但它们不像房屋或者金子，没有内在价值。

　　相较于比特币，鲁里埃尔·鲁比尼更看好央行数字货币的前景，“央行数字货币的创新之处并不是建立像支付宝、微信等可以进行数字交易的系统，而是原则上每一个家庭、企业、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银行可以使用数字形式的储备与央行及其他的银行进行交易，它可以成为所有体系的一个储备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将会颠覆目前基于货币储蓄的银行体系”。

　　在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伦·斯科尔斯看来，数字货币会加速商业领域的创新，因为数字货币将使所有金融交易的交易速度变得更快。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和更灵活的实施将变成可能，跨时间和时间序列的数据将减少执行中的错误，对金融系统的信任度将提高。

　　去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试点数字人民币，走在了央行数字货币探索的前列。“在贝宝，所有人都对中国以及世界各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潜力感到兴奋，我相信数字货币的发展将为我们创建更安全、更便捷、更精细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创造机遇，并最终有助于改善全球民众家庭和企业的财务健康。”作为第一家在中国获得在线支付服务许可的外国企业，贝宝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丹尼尔·舒尔曼同时强调，中国已经是全球数字货币发展的领导者之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提醒说，数字货币的国际竞争可能已经开始出现，数字货币的发行和发展将来有可能改变国际货币体系。人民币能否参与到竞争中还有很多的门槛要跨过。

　　风险防控

　　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加快，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银行行长（候任）刘金表示，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压力风险来自三方面，一是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新兴经济体疫苗接种还面临许多困难。二是超宽松的政策导致的债务增长。三是金融和实体背离，国际市场金融调整风险仍然在加大。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大宗商品价格在去年大幅度波动以后大幅下降，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背后是金融和实体的严重背离。

　　在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陈四清看来，金融风险在当前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一是金融的风险共同治理机制减弱。去年以来，各国都采取了两百次左右降息的动作，但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有限，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有助于解决短期的流动性危机，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并可能催生新一轮资产泡沫。二是超常规政策形成了长期潜在影响。全球已经有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采取了零利率或者负利率政策，扭曲了传统的资源配置和投资的估值，增加了市场的波动和信用违约概率。三是金融风险的高度关联性更加凸显，特别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资金流和信息流在更大范围内联网，市场主体资产负债表高度关联。

　　全球金融风险对中国的金融开放有何影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金融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带来的风险，是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打通之后带来的风险，一是国际收支，且更应关注国际收支平衡和健康；二是对外资产和负债问题；三是对外投资的分层管理和甄选问题，中国对外投资很多，管理有待改善；四是需要保护海外利益。

　　李扬指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必须积极地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二是需要人民币稳步国际化。（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徐 胥）